成為高收入國家?越南要過六道坎

2045年越南將成為高收入國家。

隨著2019年越南GDP增長率突破7%,越南總理阮春福希望在2045年建國100周年時,越南能夠躋身高收入國家之列。這是在全球經濟持續走弱,世界銀行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斷下調增速預期,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充斥著“長期停滯”的哀聲,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轉型尚未成功之際,2020年我們聽到的第一個好聲音。

最近兩年的越南經濟確實表現不凡。2019年越南GDP已經超過2500億美元,相當于2019年中國GDP增量的四分之一,略低于與其接壤的云南和廣西。人均GDP2500美元,大致處于中國的2008年水平。2000年以來越南經濟增速曾經一路上行,在2007年超過8%,金融危機后一度在2012年降至6%以下,又在2018~2019年重新站上7%,有走出金融危機的苗頭。這固然是越南利用自身勞動力和經濟區位優勢,抓住了全球產能轉移的新機遇,逐步走上了工業化的發展大道,也有中美貿易爭端的短期因素在內。隨著2018年以來美國提高對華進口關稅和中國的反制,部分制造商出于規避匯率和關稅風險的考慮轉而投資越南,導致越南對美出口暴增,制造加工業快速增長,這也是越南最近兩年經濟增速超過7%的直接原因。隨著中美簽訂新的貿易協定,這些導致2018年以來越南投資、出口和工業增長因素是否會持續,促進經濟增長的新要素是否會出現,直接關系到越南高收入國家目標的實現。

實際上,越南經濟的持續增長,遠非如GDP指數預測、每年乘以1.07的那樣簡單。從低收入國家,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這條路上,順利通過的國家寥寥可數。畢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敗的拉美國家案例真實地擺在那里。成為高收入國家?越南至少要過六道坎。

建立適應工業化發展的強大銀行體系。越南選擇了工業化道路,這是目前為止經濟發展的康莊大道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國經驗,從改革開放,到服裝加工業和制造業政策,再到工業園,都能看到中國的影子,更不用說其中的大量中國企業參與。這個時期的工業技術大量來自于國外引進,大批量的工業投資和設備進口主要依靠間接融資機制,需要強大的銀行體系,成功的工業化趕超離不開企業和銀行的共同成長,但是越南的銀行業水平還遠遠低于中國銀行業2008年的水平,越南銀行業特別是大銀行發展不足,勢必制約國內制造企業的成長。

持續維持匯率穩定。工業化的國家都嚴重依賴出口,匯率穩定就顯得至關重要,中國經驗就證實了這一點。從1994年到2020年,即使經歷了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,人民幣對主要出口目的地的貨幣匯率變動幅度都在25%以內。人民幣幣值穩定,在中國的產品出口增長、工業化和國內要素市場化改革的紅利釋放,與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預期之間增加了隔離帶。越南盾對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動早已遠遠超過了上述比例。在兩次金融危機之中劇烈變動,嚴重影響國際投資和本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,甚至會造成國際資本逃離。越南盾持續貶值,雖有助于提高出口競爭力,但也會降低國際投資者的收益。在區區790億美元的外儲規模下,如何創造出穩定的匯率環境,來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和推動進出口持續增長,是擺在越南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。

為快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大城市融資。越南的總人口接近1億人,國土面積只有不到33萬平方公里,人口密度是中國的2倍,與日本相當。亞洲人口密度大,盛產大城市,全球十大城市7個在亞洲。按照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展望數據,2018年越南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8%,最大城市胡志明市的人口已經達到815萬人(越南公布的數據已經超過1000萬人)。如此密集的人口,意味著未來10年,直到2045年,越南的城市人口數量和大城市規模會持續不斷擴張,需要的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巨大。如何為快速發展的城市化融資,是不是會走類似于中國的土地財政和高房價之路,現在下定論似乎為時尚早,但越南大城市政府“炒地”的特征已經非常明顯。當前越南的人均GDP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,但2019年胡志明市的住房價格早已經遠遠超過2008的北京和上海。如何為未來的工業發展控制城市成本,是越南必須考慮的新問題。

處理工業發展、旅游業發展和環境之間的關系。對高收入國家和GDP增長的渴望,中國人看起來都非常熟悉。伴隨著工業化出現的生產排放,工業化初期和全球價值鏈制造端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的高投入、高能耗、高污染特征,必然會帶來國內環境惡化。越南的優勢是臨海,擴散條件好,但環境的惡化卻是必然趨勢。越南政府是否有更好的處理方式,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工業化老路,讓胡志明市、河內市不會變成霧都、霾都,不會影響本地居民健康和國際旅游業發展,甚至引發環保運動、環保暴動,是越來越難以回避的問題。

在政治改革中維系國內政局穩定。無論什么政治制度,能帶來政治和社會穩定,才能為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持續推進提供基本保證。快速的經濟增長,會帶來國內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,國內政治格局往往就會變得更加不穩定,產生托克維爾效應。隨著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,新的政治體制能否繼續帶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活力的釋放,依然有待繼續觀察。更重要的是不斷提高國家能力。按照美國學者福山等人的研究,過早民主化的國家和地區,政府能力和經濟績效都很差。越南如何在政治改革的同時,增強政府執行能力,是未來持續增長的關鍵問題。

維護南海局勢和國際環境穩定。越南3000多公里的綿長海岸線,既是和平時期的貿易優勢,也會在動蕩時期轉化為缺乏縱深的劣勢。南海區域的和平穩定,對越南穩定發展至關重要。作為中國近鄰,越南長期享受中國政治穩定的和平紅利外溢,但南海區域依然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會隨時爆發,越南也常常參與其中,能否堅持與周邊國家“擱置爭議,共同開發”,不陷入區域爭端之中,不讓國際爭端干擾經濟發展,對于高收入國家目標的如期實現至關重要。更要克制政治制度優越感和狹隘的民粹主義,在不該發聲的國際領域保持安靜,不干涉他國內政。不要試圖在中美貿易摩擦中選邊站隊,這是很危險的信號。不但難以贏得美國的好感,更有可能會引起中國的反感。在中美貿易協定簽訂之際,美國還會把目標對準對美貿易順差不斷增長的越南。槍打出頭鳥,悶聲發大財。

按照相同的發展預測和規劃,當越南2045年順利踏入高收入國家之時,中國也將進入發達國家之列,人均GDP達到4萬美元。如果那樣的話,就給目前處于產業鏈下游的越南夢留下了足夠空間;如果中國的轉型升級沒有預想的那樣順利,勢必會向下擠壓越南產業的發展空間,與越南陷入競爭態勢。

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。隨著全球生產中心向亞洲轉移,一個完整的亞洲生產鏈條正在形成:上游的日本和韓國提供新技術,中游的中國進行裝配制造,下游的東南亞國家貼牌生產,旁邊的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提供能源。在這樣一個全球生產、相互依存的時代,整個亞洲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;榮則共同進步,損則互相殘殺。

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付敏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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